因此，增强行政执法的可接受性的最好办法就是理由附随，使利益衡量的结论如同直接通过逻辑三段论法由法律规定所推导出的一样。

这表明，政府对该领域进行监管所采取的手段是促进，而非强制推行。这两个特征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过来的监管供给过剩必然意味着命令控制型监管的广泛存在。

[15]我国行政监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命令控制色彩——这种命令控制色彩主要是从行政监管的具体方法和手段上理解的—总体上看依然非常浓厚。此外，激励型监管的行政立法实质上也同时体现了法律对自利人性的回应和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5]申喜连：《试论行政机关的非物质性激励》，《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激励的手段有很多，既有经济诱因的，又有非经济诱因的（也称非物质的，其内容包括：人格魅力激励、满足需要激励、目标管理激励、参与管理激励、授权激励、表扬和批评激励、情感激励、工作内容激励、组织文化和人际氛围激励等。第33条规定：对从事清洁生产研究、示范和培训，实施国家清洁生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自愿削减污染物排放协议中载明的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同级财政安排的有关技术进步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

因此，激励型监管立法的完善，要求监管立法注重监管的实效，以实现公共福社为宗旨。对我国现行有关激励型监管的立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没有一部法律对（激励型监管）监管主体相应的法律责任、或对被监管主体的权利救济作规定。海外学者的讨论，参见Susan Finder, ‘Like Throwing an Egg against a Ston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Journal of Chinese Law 1 (1989); Pei Minxin, ‘Citizens vs.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 152 China Quarterly 832 (1997); Kevin OBrien Li Lianjiang, ‘Suing the Local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 51 China Journal 75 (2004). [2]最高法院分别于1983、1987和2001年制作了与行政诉讼有关的统计报表。

当庭宣判903件，占开庭审理案件的7.3％，占全部二审案件的2.6％。该文称，从1998年开始，有关变更判决的统计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近13万一审行政案件中，变更判决只有137件，其中行政处罚44件、行政许可24件、行政裁决11件。1992年，变更行政决定480件，占1.8％。

一家典型的基层法院大约受理40件行政案件。操作规范层面的完善、严格执法的要求以及和谐司法的摸索，都没有给这部法律的实施带来实质性的改观。

发回重审的比例也比较明显，2008-10年约为10%。1990年10月该法全面实施后，1991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25667件，约为1990年的两倍。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行政案件再审的比例整体上走低，到2010年法院立案再审的数量仍占当年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1.1％，占全部二审案件的4.1％。[3]马原《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0月。

201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9133件，接近13万。在最高法院逐步提高当庭宣判比率的要求下[14]，当庭宣判率有明显上升，但仍然有限。在1996-98年这个谷底，一度下降至不到15％，2005-08年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随后又略为下降。[15]检索日期为2011年6月19日。

以二审立案数除以当年一审结案数来估算，行政案件的上诉率在不同时期起伏明显。其它结案方式也比较有限，最近几年约占5％上下。

土地管理（后改为国土资源，包括土地、林业、草原、矿产等）行政案件的比例整体上也有下降，但仍占据一个突出比例。[1]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上日程，对它的实施状况做一个客观、全局的评估，很有必要。

最近几年，有些指标反而每况愈下，不能不引起惊醒。【关键词】行政诉讼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对于依法行政的推动乃至行政法制的完备，贡献巨大。[4]尚不清楚有多少行政纠纷没能进入法院大门。但由于结案率和上诉率等其他指标会随着案件基数的变化而水涨船高，这种做法对其他指标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这一增长幅度大体上与一审行政案件的数量同步增长。从2004年以来，除个别年份（2007年）外，原判决被撤销的都在32%。

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法院判决变更的甚至达到5-6％。在全国法院2010年审结的各类一审行政案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11128件，占到全部案件的8.6％，虽然少于维持被诉行政行为判决的比例（11.7％），但远远高于确认合法或者有效的比例（0.2％）。

从一点说，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权利、监督行政机关的功能得到了一定的伸张。这不但远远高出对行政裁判的执行数量，甚至明显高于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见图11）。

这似乎说明，公安执法状况在整体上得到了改进。在1987年，非判决结案的比例只有26.8％，此后一路走高，到1997年突破70％。

例如，一些地方法院把群体性诉讼强行分开立案，人为增加案件数量。不同的是，一审案件的数量在此期间起伏较大，二审案件的数量却持续、稳步地上升。此后一路上扬，到1997年达到创纪录的57.3%。[6]一个不能提供有效救济的诉讼制度，最大的危害是挫伤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信心。

本文将主要根据全国历年的统计数据，按照一审受案和结案情况、二审和再审情况、诉讼程序和执行情况等几个主题，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状况。这一事实说明，能够协调处理的案件基本上在一、二审中已经协调了，进入再审程序后诉讼的对抗性增强，法院协调和解的难度很大。

大体上讲，上诉率较低的年份正是一审撤诉率高涨的时期，两者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此后又趋上升，最近几年多在40％以上。

即使到《行政诉讼法》施行初期，估计有一半以上的行政案件是针对行政处罚提起的。2010年，一审行政诉讼的撤诉率达到44.5%。

同时也可能说明，诉讼当事人对生效司法判决的服从程度在提高，抵触在减少。对行政诉讼的原告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坏消息。以2010年为例，各级法院受理申诉、申请再审案件121643件，经审查决定再审26800件，决定再审案件占同期全部诉讼案件的3.4‰。法院对于原告起诉既不受理也不作裁定的，无法统计，但看来不在少数。

有些二审法院（多为中级法院）的案件负担在逐步加重。一年13万件行政案件是什么概念呢？按人口平均，大约每一万人一件行政案件。

高位的驳回起诉率是行政诉讼的一个特殊现象。（三）行政案件所涉的行政行为类型法院早期受理的行政诉讼，几乎都是行政处罚诉讼。

以后出现下降，但最少也有近20万件。[12] 虽然不能简单地以上诉率来衡量一审裁判的质量，但高位的上诉率似乎说明一审裁判在及时消弭行政纠纷上还有待改进。